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杂著读吕氏诗记桑中高诗体不同，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然必其事之犹可言者，若清人之诗是也。至于桑中、溱洧之篇，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郑也，卫也，求之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则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郑则郑风若干篇是也，卫则邶、鄘、卫风若干篇是也。是则自卫反鲁以来，未之有改，而风、雅之篇，说者又有正变之别焉。至于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与乐记合，则是诗之为桑间，又不为无所据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独为雅，郑风不为郑，邶、鄘、卫之风不为卫，桑中不为桑间亡国之音，则其篇帙混乱，邪正错糅，非复孔子之旧矣。夫二南正风，房中之乐也，乡乐也；二雅之正，朝廷之乐也；商周之颂，宗庙之乐也。是或见于序义，或出于传记，皆有可考。至于变雅，则固已无施于事，而变风又特里巷之歌谣，其领在乐官者，以为可以识时变，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则未知桑中、溱洧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接何等之宾客耶？盖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既已陈之，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然其与先生雅、颂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异，如前所陈，则固不嫌于厖杂矣。今于雅、郑之实，察之既不详，于厖杂之名，畏之又太甚，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而文以风刺之美说，必欲强而置诸先王雅、颂之列，是乃反为厖杂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与郑、卫合奏，犹曰不可，而况强以桑中、溱洧为雅乐，又欲合于鹿鸣、文王、清庙之什，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太史公所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其误盖亦如此。然古乐既亡，无所考正，则吾不敢必为之说，独以其理与其词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乎礼义，则又信大序之过者。夫子虚、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芒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讽也。汉广知不可而不求，大车有所畏而不敢，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止乎？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不当于此又收之以备六籍也。此则曾南丰于战国策，刘元城于三不足之论，皆尝言之，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

大抵吾说之病，不过得罪于桑间、洧外之人，而其力犹足以完先生之乐。彼说而善，则二诗之幸甚矣。抑其于溱洧而取范氏之说，则又似以放郑声者，岂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夺耶？因读桑中之说，而惜前论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因书其后，以为使伯恭生而闻此，虽未必遽以为然，亦当为我逌然而一笑也。呜呼，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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