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反对迷信、反对盲从、反对对孔子的偶像崇拜。他在《答耿中丞》中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夫孔子未尝教人之学孔子，而学孔子者务舍己而必以孔子为学，虽公亦必以为真可笑矣。”[1]

李贽強調尊重個性，要“合乎民情之所欲”。他認為“夫人之與已不相若也。有諸己矣，而望人之同有；無諸已矣，而望人之同無……于是有條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所以他主張“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2]他還说：“不必矫情，不必违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直心而动，是为真佛。”[3]

李贽更揭露和批判“假道学”。他认为道学家崇尚的所谓“经典”，是骗人的，“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藐”，并讽刺道学家“依仿陈言，规迹往事”，“瞻前虑后，左顾右盼”，这些人平日只会“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一旦社会有变，“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他批判道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虚假说教，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伦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在日常生活之外。他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重视物质，赞同“泰州学派”的观点。他更斥责道学家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衣冠禽兽，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的两面派、伪君子。

李贄在文論方面，有《童心說》、《雜說》、《忠義水滸傳序》等，最重要有主张“童心说”。“童心者，真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