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言：“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但凡圣人，必有伟大而坚定的信念，他博古通今，拥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和思想。他怀揣着重建社会价值传统、挽救世道人心的崇高理想。圣人出，必能知天下人心，故必将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德能服天下，其才能治天下。圣人的出现是时代的召唤，是应运而生，是时势造就的。

第一个圣人：周公（公元前1000年前后）

传说中的尧舜禹汤就不说了，毕竟神化的成分太重。第一个以“世人”的形象出现的圣人，应当是西周初年制礼作乐的周公姬旦。周公和他的执政团队共同开创了以血缘宗法制度为纽带的华夏礼乐文明，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奠基者。

第二个圣人：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

孔子与周公刚好相隔五百年，孔子生平最仰慕的人就是周公，最崇拜的就是周公创建的礼乐制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绝妙的巧合。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建者，也是后世中国人公认的圣人，他注解的五经，被后世钦定为不可动摇的文化经典。后世中国人的思想主流，一直都只是孔子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孔子是中国轴心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奠定了中国人此后数千年的文化性格。

第三个圣人：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90年）

在公元元年前后出现的人物中，司马迁应当是最具有圣人特质的。他是中国人公认的、我国最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具有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第一次全面构建了中国正统史学的庞大系统。此外，司马迁也用自身的高尚品质，向后世的史学家树立了榜样，真正诠释了中国史学数千年绵延不绝的最为可贵的精神。

第四个圣人：惠能大师（公元638年-713年）

纷乱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并没有诞生什么具有圣人特质的人物，直到司马迁去世七百年后，大唐盛世出现了一位目不识丁的高僧，他就是禅宗的六祖惠能。惠能大师是真正将佛教进行中国化的集大成者，他为贫苦的大众指出了一条最为直接的求道之路，那便是反向内心而悟证。禅宗思想也许晦涩，但却成为后世中国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源头，是中国人内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上说，惠能大师与孔子和老子并称“东方三圣人”绝非浪得虚名。

第五个圣人：朱熹（公元1130年-1200年）

惠能之后又过五百年，南宋的朱夫子真正将儒释道三教进行了融会贯通，形成了影响后世数百年的宋明理学。朱熹以其“格物穷理”的思想，为中国人指出了学习儒家文化的最重要方法，即积累而渐进的治学理念。同时，朱熹以其贯通古今之学，在孔子“五经”基础上又提取“四书”作为精华，并以注解的形式阐发了自身的思想理念，以他的注解为核心的“四书五经”此后便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学术思想。朱熹不仅于学术思想上求理，更是努力将其学说付诸于“得君行道”的政治实践，尽管这实践并未成功，但朱熹的崇高理想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却值得钦佩。后世理学虽然因定于一尊而逐渐僵化，但这并非朱夫子的本意。

第六个圣人：王阳明（公元1472年-1529年）

朱熹之后的三百年中，理学逐渐走向僵化和封闭，而1500年后，世界逐渐进入全球化时代，白银资本兴起而不断冲击着中国的传统社会，沉闷的空气急需被打破，此时号称“大明三百年第一人”的王阳明站了出来，以“格物致知”思想挑战朱熹的“格物穷理”，吸取了禅宗思想的王阳明鼓励世人向自身内心求道，以“致良知”之学反身悟理于心，而不必舍本逐末向外去求。“心学”的思潮如雨后春笋一般，鼓动着人们解放自我、追求生活而非禁锢人欲。王阳明还效仿朱熹，也将“知行合一”的理论应用于政治和军事的实践之中，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只可惜阳明先生去世后，这条路越走越歪，终于演变成了空谈心性和奢靡纵欲，这当然也并不是阳明先生的本意。

第七个圣人：毛主席（公元1893年-1976年）

王阳明之后五百年，正值近现代时期，群星闪耀，其中最为光照四方的当属我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了。毛主席成长于乱世之中，从小便勤奋好学，树立了最伟大的志向。他翻遍史书、苦苦思索以期能够找到解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的方法。在红军艰难的长征历程中，毛主席于关键时刻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战略，以他为核心的领导群体在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终于在1949年获得了解放中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更是不辞辛劳，为国家的富强和现代化而不断探索和奋斗，终于为中国成为现代化工业强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尽管在探索的过程中有失误，但瑕不掩瑜，毛主席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功绩，足以彪炳史册、光耀千秋。